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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往事】“末代皇叔”载涛的“两会”往事

本文发布于:2022-04-18 09:18:30
发布人:gary
新闻内容:

                    毛宇剑

    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接到委任令时兴高采烈地说:“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庭上的弼马温。这回毛主席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毛主席签发的委任状

          “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

    载涛三岁丧父,其父老醇贤亲王临终前将他托付给文武全能的忠厚管家祥恒。在以后几十年里,祥恒不负老醇贤亲王所托,教载涛习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97年10月,西太后一道懿旨,将载涛过继给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奕谟老夫妇晚年得子,对载涛疼爱有加,知其练武术,便买来十八般武器;见其喜骑射,便找来矮种马任其驰骋。1909—1910年间,载涛赴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学习骑兵战法、相马理论、改良马种和驯养军马等知识。平时,他也注意学习积累驯马技能,常和家里的马把式“王头儿”和“花儿李”请教。由于从小打下的底子,加上自己后天的虚心学习,载涛在相马、驯马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950年春,老友李济深(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来到载涛西扬威胡同的家中。交谈中载涛得知,李已向周总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希望他能出来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己之力。不久后,载涛就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议休息时,周总理接见了载涛,他说:“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还赠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并请他发挥自己所长,向大会写提案。

    事后,载涛找到李济深、蒋光鼐(时为民革中央常委)商量提案。二人告诉他说:“发挥你的专长。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提案吧。”不久后,载涛就拟写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

案由: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案。

理由: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甚为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需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要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如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提案人:载涛。

副署人:李济深、蒋光鼐。

    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由: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不便,区域甚多,对于军事运用方面仍须依赖马力,对于生产方面亦须马力。唯我国马政以前虽稍有讲求,而改良马种尚未施行。

    涛数十年以来,留心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俾利军用。

    马种类约分为三:曰乘马、曰輐马、曰驮马。我国产马最多区域,如(西口)伊犁、新疆、青海,(北口)察哈尔以外,内蒙(古)各旗,(东口)哲里木盟、科尔沁诸旗,以及西南川、滇、黔等省马,分人力生产和天然生产两种。欧西诸国,多采用人力生产。我国系采用天然生产。现在我人民政府正积极开荒生产,而天然生产之马,转恐逐渐缺乏,似与军用、农用补充之马政不无影响。为改良马种,加以军用生产,亦应注意。日本维新有年,改良马种成绩稍有可观。因其本国马种品质素良,倘加以改善,尤较事半功倍。唯试施之际,更应注意国家经济现状,先行择地,小型试办,俟收有成效,再行逐渐扩充。以上提案,请讨论议决。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呈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阅了这一提案,对载涛赤诚的爱国之心、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欣赏,提议任命他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把这一提案批转给了朱老总。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笔签署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载涛在马政局

    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载涛的四孙女金霭璇、五孙女金霭珧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当时苏制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不适应朝鲜崎岖山地,后勤补给存在问题。朱老总直接下达命令,让马政局紧急选购25000匹军马调往朝鲜前线。载涛和同事们一起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如数征购到军马及时送到前线。

为进一步熟悉全国军马场的情况,1951年起,载涛开始奔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调研,开展马种改良工作。1951年秋,载涛与郑新潮(马政局局长)、山川宗义(日本兽医)一行五人,先后考察了甘肃山丹、永登和宁夏贺兰、青海贵德的军马场,历时3个月,直到腊月三十才返京。

    赴西北考察,借道阿拉善,载涛顺路去探望了阔别八九年之久的他的女儿金允诚和女婿达理札雅,还有他的外孙(女)们。当金允诚听到父亲已经到达银川的消息后,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觉,第二天天不亮就忙着起来准备。父女相见时,金允诚扑到父亲怀里,“阿玛阿玛”地叫个不停。在阿拉善的两天,载涛到哪儿,金允诚就跟到哪儿,就像怕老人丢下她随时离开一样,把阿拉善各种风味食品都拿出来让父亲品尝。短暂停留后,第二天载涛又起身调研去了。

    载涛和郑新潮在赴山丹军马场调研时,途经一个小村庄,天黑了就住在这个村唯一的旅馆“大车店”里。条件很艰苦,大通铺,还有夜晚在炕上到处乱窜的耗子和虱子,怕耗子的载涛一宿没合眼。回京后,家人把载涛的衣服、被子用开水烫了好几次,才把虱子和被子缝里的耗子屎清理干净。后每谈及此事,载涛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为骄傲,他把身上的虱子称为“光荣虫”。郑新潮问他:“过去您老没吃过这苦吧?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儿都不比年轻战士差!”他笑了笑,拍拍腰间的手枪:“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当年土肥原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我这劲头就是这么来的。”

    调研中,载涛发现各军马场管理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于是他和郑新潮共同起草了《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陆续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载涛

    1954年,载涛同女婿达理札雅(蒙古族)、外孙女婿杨复兴(藏族)一起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家族、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一时引起会场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两代女婿进京赴会,载涛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安排的饭店,就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他说:“这才是一家人嘛!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地接近人民。”

作为人大代表,载涛经常下基层搞调研,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近到京郊及周边,远至吉林、四川和广东(海南岛)等地。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载涛前往东郊架松和南郊团河两个满族聚居的村庄调研。调研前,他曾表示想亲眼看看满族同胞的生产生活状况,希望能看到大家自食其力、做新社会合格劳动者的面貌,以便在会上有所陈述。走访过程中,他察看了村里棉花的长势,入户看望了两家翻身贫农,表示了对村民的关心,鼓励村民们要再接再厉,努力学习和掌握生产技术,辛勤劳动,把家乡建设得更富强更美好。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1955年5月的一天,载涛来到海淀厢红旗、厢白旗和香山一带满族聚居的村庄调研。载涛一行直接来到厢红旗村村头,向村民们询问生产、生活的情况。村民们告知他:“解放以来,农民分了田,有了自己的地种,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们能上学识字,成年人没有文化的也进了文化补习班。过去生活没有保障,整天为吃穿奔命。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受饥挨饿,连混合面都是配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粮价猛涨,日子更不好过。只有解放了,共产党来了,领导着人民走上幸福的道路,咱们劳苦大众才过上了太平日子。”载涛说:“我们旗人最早是依靠皇粮生活,有些人因为历史遗留的习俗,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今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就应该改变习俗,好好劳动,多增产,为国为民作贡献。”

    1956年5月,载涛到广东省调研,先去了海南岛。在岛上,他主要关注当地居民、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和民族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还参观了番茅高级农业合作社。

后来他又陆续赴顺德、广州等地调研。在广州满族国光小学看望师生员工时,少先队员把一条红领巾送给了他,上用墨笔楷书:“献给亲爱的载涛伯伯留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州国光小学大队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然后一起合了影。见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载涛高兴不已地说:“新中国使我枯木逢春,这条红领巾则使我感到返老还童。我就像这些儿童一样,在新中国开始了新生。”

    6月23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载涛发言谈了自己赴广东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感:“现在他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岛上通过居住少数民族高山区域的公路已畅通了,每天有班车到达海口和榆林……我还访问过番茅高级农业合作社,完全是由黎族社员组成的。一切这些实际情形,充分表现出各民族自治的精神,表现出政府如何尽力领导落后的少数民族迅速走上了繁荣进步的道路,证明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在广东我还参观了一些工厂,如国营纸厂、国营水泥厂、国营顺德糖厂、紫坭糖厂、国营顺德丝厂、公私合营麻袋厂等等。其中有的是新建的,有的是正在扩大建设中,都在按照规定计划生产,产量和质量年年有所改进。这些工业在最近的将来都有大规模的发展……关于广东的农业,我也参观了顺德农业合作社。广东在今年春耕以前,全省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2%以上,预计今年秋收前可基本实现高级形式合作化。这可以说明广东的农业生产组织的进步正在突飞猛进中,农业生产的计划一定可以提前完成……”

    载涛十分注意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他的很多调研和发言都跟少数民族生活或民族政策有关。1959年4月18日,载涛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了我以极大的启发,使我感到万分兴奋。我衷心拥护并决心要好好学习这项报告的重要内容,要为实现这一雄伟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尽到我能够尽到的一切力量……我为自己能生逢这一伟大时代而感到幸福,为自己能是一个伟大的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所有这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更进一步加强了我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心……西藏历来就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西藏迅速实现了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同时也说明西藏人民将从此脱离黑暗落后的农奴制度而实现民主自治,西藏地区成为人间乐园,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我认为这又是党在民族政策上所获得的伟大胜利。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满族在党的伟大民族政策和毛主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完全摆脱了解放前那种受歧视排挤和隐姓埋名的生活,现在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过着日益欣欣向荣的日子,使我感到党对少数民族领导的伟大和正确……”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载涛

    载涛既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载涛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听报告、讨论发言、下基层调研。

1955年至1956年间,载涛陆续到各地满族人民居住区域调研。他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上发言时说:“最近成都的满族和蒙古族人民共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写信来说这是一件喜事,并且说:‘大家鼓掌欢呼,称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得知的。广州也成立了满族小学。只有‘无微不至’这个语汇,才能在这里表达满民们内心感受的温暖程度。”

成为政协委员后,载涛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特别是1956年4月27日被推举为民族组副组长后,他多次主持民族组学习会。

    1960年2月25日,载涛主持民族组会议,讨论本组工作计划。他强调这一计划是好的,今后工作要更加生动活泼,注意认真总结经验,特别要与全国民委联系,多搞一些活动,多演出一些反映民族生活、有特色的文艺节目。

    6月2日,载涛主持民族组会议,讨论制定新的工作计划,主张参观新疆等民族自治区,全面考察了解民族问题。13日,座谈精简下放问题,载涛发言拥护这一政策调整,但说群众中还有一些疑虑和误会,应加强宣传,多做工作。26日,主持民族组会议,针对蒋介石派特务窜犯大陆,他发言要提高警惕,全民皆兵,建设强大的国防。

    载涛最后一次外出调研是在1963年秋天。在福建调研期间,他将所见所闻记了整整半个本子,回京后,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他作了专题发言:“福建今年连续遭受冻、旱、虫、风、洪五种自然灾害,又200多天没有下雨,受灾面积达600余万亩……省委及时提出了‘重灾少减产、轻灾不减产、无灾大丰收’的口号,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旱运动……终于战胜了这次大旱灾……(这次抗灾运动的胜利),一是党的领导的胜利。群众提出‘天旱地不旱,靠人不靠天’,说明在党教育下的人们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同时农民普遍反映:‘过去干旱泪涟涟,只知求神与拜天;今日有了共产党,领导人们战胜天’,说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就有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有力量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二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群众已经说出心里话:‘政策值万金,条条动人心,人人出勤干,黄金变成土。’三是人民公社的胜利。”

    1960年起,我国开始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载涛自己的困难也不少,家里人口多,他在自传中写道:“伙食费也成了重大问题。”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主动担负起久病工友的生活费。他还节衣缩食,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省下粮票和钱交到街道,以帮助更多有困难的群众。捐出粮票和钱后,他的生活就捉襟见肘了,有关单位发现这种情况后,几次表示要给他生活补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载涛还自觉参加到中共统一战线工作中去。1963年,他参加除夕全国政协欢迎从台湾归来的国民党驾机起义人员徐廷泽座谈会。后来,他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对台湾同胞广播讲话:“祖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医治好旧时代的创伤,向着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迈进了。”他结合自身经历,说明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安定、自由、平等的新生活,呼吁台湾同胞“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捐弃前嫌,参加到统一祖国的洪流中来,对历史作出交代,为人民作出贡献”。

    载涛晚年还撰写了晚清到民国的有关史料,以史资政,存史育人。他先后发表过《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清末贵族之生活》等文章。在撰文时,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第一手材料撰写稿件。遇到不清楚的问题,绝不轻易动笔,而是开展调查研究,求教知情人或有关专家,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如果事实有出入或有争议,他宁肯搁笔不写,也决不人云亦云。

    到今日载涛已谢世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下来,形成家风,薪火相传,使后人永志不忘、身体力行。特别是他的女婿达理札雅和外孙女婿张钦武、杨复兴,1949年分别在阿拉善、景泰和岷县和平起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女儿金允诚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全力支持丈夫达理札雅的工作,在妇女工作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载涛最喜爱的五位孙女,都先后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三孙女金霭玥,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军医;四孙女金霭璇和五孙女金霭珧,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七孙女金霭琇,军区文工团独唱演员,常年为部队演出;八孙女金霭瑛,同仁堂总工程师、专家委员会主任,曾参加过中共十五大。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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