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叔与皇帝
载涛与溥仪的关系比较特殊，一则因为他是皇叔、为宗室近亲;再则因为溥仪的父亲载沣生性儒弱，政治上缺少识见，很多事需仰仗载涛周旋，也许主要山于这个原因，溥仪在小朝廷时代，甚有被赶出皇宫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多事情都要让载涛去办，或找载涛商议。从下面两件事可以略见一斑。
一件是为溥仪请英文教师的事。
辛亥革命以后，溥仪仍深居宫中。但自从张勋复辟失败，时局对清室日益不利。这时候李鸿章的第四个儿子、精通英语的李经迈向载涛建议:让溥仪学习英文，以便日后一旦有变，或出国留学，或到海外作“寓公”，这对皇帝、皇族都是极为有益的。载涛对李经迈的建议十分重视。他也看到溥仪不可能久居宫中，学点外文，未雨绸缪，将米兴许有用。
说起载涛同李经迈的往来，得回溯到溥仪登基的时候。那时，载涛被委任为陆军大臣，朝廷派他到欧洲考察陆军，李经迈担任他的首席随员。其间，他同载涛多有接触。辛亥革命以后。李经迈匿居上海租界，每年都要到北京来两趟，每次总要拜望载涛，在载府逗留儿天。由于这些渊源，载涛确认李经迈建议溥仪出国学英文是可行的。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溥仪的父亲载沣和溥仪的两位汉文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协商，又向几位太妃作了游说
聘请英文老师的事就请李经迈代劳。季经迈原本同外国人有特殊关系，又受载涛之托，很快就请到了英国人庄士敦作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于1918年从上海来到北京，首先拜访了载涛，商量了进宫的时间、教授的具体安排等事项。
还有一件事，是载涛为溥仪请理发师。事情是这样的，庄士敦进宫以后，常向溥仪讲到辫子如何不好。而溥仪的英文伴读，堂弟溥佳恰恰没有留辫子。于是，溥仪执意要把辫子剪掉。大清国皇帝居然要剪掉辫子，违了祖制，那还得了!自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尤其是太妃和师傅们更是苦苦劝阻。但这对固执、任性的溥仪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还真有个拗劲，终于让“下人”找来剪子，自己动手把辫子剪掉了。这下子，在宫内外引起了震动。上上下下议论纷纷:"皇帝剪了辫子，还成个什么样子!”最后还是由载涛出面到大街上理发店找了个师傅，到宫里来给薄仪理了个"学生头”.上行下效，从此，常在他身边的溥杰、毓崇等也相继把辫子剪掉了
皇叔与皇妃
载涛作为溥仪的叔父，不仅在皇室的地位特殊，在溥仪的心目中，也比较特殊，这一方面固然由传统的宗族观念所决定，另一方面、还有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即载涛广交往，善言辞，处事谨慎。因此，溥仪的对外事宜多由载涛办理。就连溥仪选皇后，也离不开载涛的周旋。
溥仪的后妃先后共有五人。这五个人不论“玉成”，还是别离，都同载涛有些关系。1921溥议十六岁时，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涛等商量:“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并奏明溥仪及太妃同意，由载涛办理选后事宜。消意传出，载涛贝勒府门庭若市，举荐名门闺秀的络绎不绝。据说当时载涛桌子上的照片，几可装订成册，经过几番淘汰、仔细挑选，婉容被选为皇后。
这个当时内务府大臣荣源的女儿婉容，原来是载涛推荐、并得到端康太妃的支持的。至于溥仪的六叔载洵及六伯母推荐、并得到敬懿太妃持的文绣、因家境贫寒长得不好”而落选了。
文绣在宫中“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于是在1931年8月25日下午，离开溥仪在天津的“皇宫”张园而出走了。随后，在律师的帮助下，文绣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溥仪每月至少要与她回居两次。对这一要求，溥仪尚有商址余地，婉容则断然不能谅解。双方僵持不下。在这关键时刻，载涛以族长身份出面调停。他专程到天津见了文绣，提出了些个方案，由溥仪每年支付文绣生活费六千元，使文绣寄居于北平太妃处。
如文绣愿意寄居天津，则另由溥仪在口租界为她找一相当的住所。这个方案，遭到了文绣的拒绝。载涛的调停终下天败了。
同文绣离婚之后，溥仪又娶了个“祥贵人”谭玉龄。谭玉龄以她温柔的性情，善良的心地，对溥议体贴入微，得到了溥仪的喜爱，1942年8月13日，这位祥贵人死去了。溥仪决定利用皇帝特权，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并依《大清会典》，按贵妃规格举行隆重丧礼。主持丧礼活动的重要成员就是载涛。
谭玉龄死后、溥仪传谕，命载涛为“承办丧礼大臣”。载涛特意从北京赶到长春主持了丧事。载涛到长春后，搞了一个庞大的治丧机构。按照《明贤贵妃丧礼关系文件》上制定的祭礼程序和典礼程序，从8月13日谭玉龄死去到9月2日“奉移”，前后大肆张扬了二十来天。
如果说，载涛对溥仪的前几个后妃都尽到了作族长的责任的话，那么他对“福贵人”李玉琴却未免有点薄情了。
日寇投降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把李玉琴留在了东北。李玉琴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家里呆了两个月，感到一天到晚失魂丧魄，百无聊赖，曾想出家做尼姑。但当时已经解放、提倡破除迷信，解放妇女，尼姑庵都不再收尼姑了，只好在家里呆着，为表示对溥仪的忠心，她决定到北京投奔溥仪的父亲。她先到天津溥仪族兄溥修那里。溥修为了此事，往北京跑了几次，先是找到摄政王载沣，他不肯收留;又找到载涛，他也不肯收留。溥修只好把李玉琴留在关津暂住。李玉琴一直盼溥仪回来，并多次打听溥仪的下幕，但得不到消息。一次溥修在闲谈中提到:"七叔当了共产党的官了，何不找七叔打听上边(指溥仪)在哪儿呢？”这些话引起了李玉琴的注意，后来，李玉琴去北京找载涛，请他帮助打听溥仪的下落。结果碰了钉子。
溥仪被特赦以后，几年独居，不少人关心他的婚事，连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这件事。1960年1月26日，周总理在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和他的亲属。总理就溥仪特赦后的工作安排问题征求了溥仪的意见，接着微笑着对溥仪说:“你还得结婚啊!”说完，总理观望了一下坐在一旁的载涛说:"这件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吧!”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笑了笑，对总理说:"让他婚姻自由吧!”1962年4月30日，溥仪经人介绍同李淑贤结婚举行婚礼，载涛做主婚人，并祝辞。
爱新觉罗家族的亲人为溥仪的特赦感到高兴，溥仪也享受到了人世间的天伦之乐。此时的溥仪不再是“六亲不认”之人，对亲属中长辈也有了孝顺之心。1959年以后，溥仪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看望载涛。他常说:“我就这么一个亲叔叔了。”溥仪同李淑贤结婚后的第一个新年，两口子一齐来到载涛处拜年，载涛仍然沿袭了对皇帝不能直呼姓名的旧礼，称溥仪为“大爷”，他对李淑贤说:我们这位大爷改造得很不错了，原来穿衣服也要别人服侍吶!现在自己会生炉了，不简单啊!
皇叔出国考察趣事
载涛于1906年从贵胄学堂毕业。
顾名思义，贵胄学堂是皇族弟子学习的场所，因此，这个学堂的生活条件极为优越，吃饭时，一人一张桌子，日需银七、八两。吃着饭，一时不高兴，常常飞盘掷碗，闹得天翻地覆。教师要听命于学生，学生想听什么教师就讲什么。学生上课，需专门派人去请。常有这样的情况，学生刚请到，已时至中午，于是进得门来坐下即吃饭。吃完饭一抹嘴，扬长而去，并不上课。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贵胄学堂叫做“安乐园”
不过，载涛则稍有不同。他酷爱骑术，对看关马的知识也有特殊兴趣，在军马改良，繁育、驯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谐。这些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贵胄学堂。
1906年，溥仪登基称帝以后，他的六叔载洵当上了海军大臣，载涛当上了陆军大臣。这两位皇叔出使西欧考察军事，以增长见识。
1909年，载洵在海军提督萨镇冰陪同下，经英、意、奥，于十月间来到了德国京城柏林。听说中华帝国的皇叔来访，不仅德国政府待以上宾之礼，德国京城的民众也好奇地在街上时观，待他们走下车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位皇叔和海军提督都是身着黄绫马褂，肩佩大绶勋章，背后却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围观者禁不住发出了笑声。载洵不愧为皇叔，面对此情此景，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提督萨镇冰则有些不大好意思。到达宾馆，萨镇冰难堪地手执瓣子说:"这时代我们还拖着这个尾巴，可笑可笑!"
载洵在柏林时，载涛正在柏林考察陆军。他是从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见习结业后，到德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的，载涛好像要比载洵机智一些。他到德国来着的是便装，而且把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不仅行动方便，也免得惹人发笑。当然，人们也就不会知道他的皇叔身份。但是，德国当局对载涛的招待同样十分周到，每天都派高级陆军官员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考察。载涛对德国陆军的训练以及枪炮厂的情况尤为注意，参观过程中，看得很存细、还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德国政府知道载涛精于骑术，还派人陪他到柏林近郊骑马。对这件事，当时柏林的报纸还有点惊奇而又带点讽刺的口气写道，“中国的皇叔也会骑马场!”
载涛与李济深
载涛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有很深的交往。李济深长载涛一岁，载涛却曾经是李济深的上司。溥仪登基以后，载涛出掌军咨府的专司禁卫军训练大臣，李济深曾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辛亥革命以后，已经担任北伐军第四军二十二师参谋长的李济深、又进入移至北平开学的陆军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当了五年教官。在此期间，李同载多有来往，并成为莫逆之交。
1928年，蒋介石清党以后，已经担任国民政府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李济深再次来到北平。此时载涛早已“平民化”，但这并没有成为李、载交往的障碍，相反，他们之间的情谊更深厚了。
大陆解放以后，载涛同李济深有了更多的接触，关系也更加密切了。如果说过去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朋友感情的话，那么在新社会，载涛从李济深那里得到的则是政治思想上的关怀、照顾和帮助。
1950年6月，李济深向周恩来总理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在1950年6月14日至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名开期间，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十分高兴而又颇有歉意地对载涛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
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邀语载涛向政府提出议案，为建设新中国出谋献计。载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他的信任非常感动。但是他反复思考，不相信自己能够提出什么对国家建设有价值的议案，他怀着无能为力的心情找到李济深、蒋光鼎商量，李、蒋笑着对他说:"发挥你的专长嘛。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而的议案吧!"
载涛听了，顿开毛塞、他高兴地回到家里，认真作了思考。很快拟就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
李济深、蒋光鼎一致认为载涛的议案提得好，并愉快地接受载涛的邀请，三个人共同签名，交给了周恩来。提案全文如下:
案由: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案。
理由: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甚多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须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讲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如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提案人:载涛
副署人:李济深 蒋光鼎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阅了这个提案，对载涛赤诚的爱国之心、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赞赏，提议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把这个议案批转给了朱德总司令。
不久，载涛即以军委总后勤部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身份到西北、东北军马场视察，指导军马改良工作。在远离京城的边疆地区，他也记着李济深。那是1951年6月载涛视察东北牡丹江军马场时，一天中午他同牧场的工作人员登上了扎兰屯的一座山巅，看到满地的牡丹花、野芍药和野牡丹，恍然若有所悟，精心地挖了几棵，根上带着土，严严实实的裹好，放在自己的枕套里。同载涛视察的人不解地问他何用，载涛告他们"挖几棵带回去送给任潮先生，他喜欢花。”
1959年10月，载涛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载“中请入党表”上，载涛于“友”前栏日里填写了三个人名，李济深、楚溪春、张联芬。而本济深以介绍人身份对载涛作了高度评价;
“本表申请入党人虽系清代贵族，从辛亥革命后，已为平民化，解放以后，首先加入全国政协，任马政局顾问，对改良马种的建议、尤多献替。后又选为人民代表大会满族代表。有代表性，思想上有进步要求，特为加入我党织。”
一次生动的教育
1950年9月，载涛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不久，他听取了负责东北牡丹江军马改良场工作的郑新潮的一次汇报、使这位清朝的皇叔深受教育。
郑接到上级命令后，即从东北赶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炮兵司令部临时招待所“天有旅店”。9月24日早晨，载涛和夫人金孝兰来到了旅店。郑新潮对这位年近花甲的“涛七爷”的驾临，颇感到意外，有些不大好意思。载涛揣摸到了郑的心理，便笑笑说:"你初来北京不熟悉，我找你方便。”
载涛请郑新潮谈谈军马场的建立、发展及以后的打算。郑介绍说，东北军马场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于1947年3月筹建的。场长即郑新潮，干部即郑的夫人邵清廉。他们没有一分钱，就是郑新潮夫妇带着六名伤病员，带着两匹种马，在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起了全军第一个军马改良场。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工作，这个改良马场共繁殖种马两千多匹，为部队输送军马三万多匹，还给部队联系购买军马两万多匹。载涛听了，频频点头称赞说:"你们的精神可敬可佩，共产党、解放军团结全国人民打天下，建设国家，实在了不起。
周恩来对东北军马场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牡丹江军马场胜利完成了军马改良住务。建国前是全军改良军马的发起点，建国后是全军军马建设和军马装备的总基地，”听了郑新潮转述的周总理的这些话，载涛十分激动地说:"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什么都考虑到了，他真是一个伟人。”
载涛听了郑新潮谈的有关军马场建设的情况，感慨万千。他回想起自己在清朝负责陆军事务时，也曾提出过在张家口的张北建立军马场，以使改良军马、清政政府也曾拨出大批百银资建军马场，但是建了几年，花了不少白银，军马改良也没有取得成功。抚今思昔，载涛不胜感叹地说:"你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若奋斗，白手创建东北军马场，真是奇迹。
载涛与同事
载涛在马政局担任顾问期间，与郑新潮在业务上互相切磋，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1950年，郑新潮来京汇报工作，住在前门外一家小店。载涛特意邀请郑到他家作客。郑新湖一进载宅，即看到门首悬挂一幅匾额，上写“平淡天真”四个大字。落款是载涛手书。郑新潮笑养问载涛:"您是不是想隐居?”载涛直率地说:“是的，解放后我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
载涛摆家宴，款待了郑新潮。载涛告诉郑新潮，他在清帝退位后有几次出山的机会，但都被他谢绝了。这次政府任命他为马政局顾问:却使他再也不能平静了。载涛说"任命我为的政顾问，论职务，说句笑话，也不过是弼马温的官职，但就是这样的差事，我也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也算对人民的一点贡献。
由于工作繁忙，郑新潮从东北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再回军马场去，载涛看到郑新潮载在深秋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就同夫人商量，要为郑买点衣服。一天，载涛和夫人带着一包衣服来到旅店、对郑说:"你离家远、孩子又多、天这么冷了，你穿得那么少，我给你买了几件衣服、你穿上吧。"郑新潮穿上载涛送的衣服，非常合身。一个清朝的"王爷”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如此关心体贴，使郑新潮十分感动。
1957年秋，总后有位领导提出要取消全国所有军马场。理由是，今后现代化战争要靠机械化、靠汽车，用不着军马了。当时郑新潮批驳了这个论调。不料到1958年初，郑新潮被以“反对党的领导”为由，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一年九月一日，他被宣布要下放劳动改造。在郑离京的当天，载涛和夫人专程到郑的住处为他送行 。郑新潮见载涛到来，百感交集，难过地哭了起米。载涛也以信赖的目光，含着眼泪，坚定而明确地对郑新潮说:"老郑呀，你没有错，我相信还会有一天要把马场重建起来的，他们认为你是‘右派”，我却不这么看。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
牡丹江扬鞭
为了迅速熟悉解放军军马改良的情况，载涛准备视察东北各军马场。1951年6月4日，载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作战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了牡丹江军马场。
载涛一到军马场，就看到一个土疙瘩上建成的“阅马台”，上面悬挂着“欢迎载涛顾问来场指导工作”的横幅，他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当看到马场职工自力更生在山坡上盖起的五间平房招待所时，载涛笑着赞扬说，“你们修的房子还真别致，解放军里还真有土木程师哪!”场里的人请载涛在门首题词，他欣然挥毫，写下了“牧马山庄”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傍晚，载涛兴致勃勃地登上“阅马台"，观看万匹骏马奔腾归来的壮观景象，赞叹不已。
6月9日，载涛来到小兴安岭的扎兰屯视察、他对这个军马场早有所闻。当年“张大帅”曾把这里作过军马场，日本侵略中国后也把这里作为军马场。抗战胜利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把这个军马场拨给了解放军作为炮兵军马基地。
在骑马视察过程中，郑新潮提议，请载涛来个双手持缰伫立姿势。载涛兴致勃勃地说:“能骑善射是我们满族的传统，也是我拿手本领。来，咱们比赛一下。”他们扬鞭疾驰，年近六旬的载涛一直遥遥领先。指战员们看到载涛高超的骑术，无不钦佩。
视察中，载涛看到腰肥体壮的军马，非常高兴，饶有兴趣地拿起卷尺测量军马的高度、长度。他量了一匹马的步度便断定说:“这是阿拉伯改良马。”他看到地上一匹马的蹄印又说:“这是安格鲁诺尔曼的马种。"载涛还滔滔不绝地谈到法国良马的特性。他说:法国相马专家菲利斯一生相马约五万多匹。牧场的人称赞说:“载顾问也称得上是我国的伯乐，比得上法国的相马专家菲利斯了。”载涛忙说:“可不能这样比，我既没有菲利斯的眼力，更没有伯乐的素养。
载涛在牡丹江军马场视察了一个月，深深被新中国军马事业的发展所感动。
（本文原载于1983年9月10日《团结报》第7版《人物春秋》专栏，原题《从皇叔到全国人民代表——爱新觉罗载涛外传》转载后定名《“皇叔”载涛》轶闻，题字孙宪勇，口述：王乃文，整理：辛芳）
撰稿：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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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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