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溥仕
爱新觉罗·载涛（1887-1970年），字叔源，号野云，满洲正黄旗人。作为其幼子，我在先父膝下生活三十年，耳闻目睹故人旧事至今不敢忘却。为寄托怀念与感恩之情，记述如次。
醇亲王奕譞有七子，前四子为嫡福晋、西太后胞妹叶赫那拉氏（蓉儿）所生。无奈三夭一存，而仅存的次子载湉四岁时被接入皇宫立为嗣皇帝（即光绪帝），后三子为侧福晋刘佳氏(翠妍)所生，他们是载沣、载洵、载涛。因奕譞为道光帝皇七子，载涛为奕譞的第七子，故醇王府中人们称这爷俩为老七爷、小七爷。
老七爷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密云拿肃顺，帮助西太后完成辛酉政变后，位高禄厚，显赫一时。对于自己的这位嫂子兼大姨子，奕譞深深了解其为人，为了掌控最高权力，她恩威并施，无所不用其极，给人以生性无常之感。特别是后来，当他处于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为处理好君臣父子的艰难关系，他更是时时提醒自己要处处谨小慎微，谦虚退让，明哲保身。即使如此，西太后仍然凭自己的好恶，对醇王府之人既拉拢利用又操纵控制，像棋子般耍弄于手掌中。尤其是1898年光绪帝百日连续颁发二百多道维新谕旨，极大地触怒了西太后。她残酷镇压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同年9月21日光绪帝由中和殿被荣禄亲兵押至西太后面前遭训斥后，即送往中南海囚禁于瀛台涵元殿。其后十年间仅作为清朝名义上的皇帝陪衬在西太后身边，退朝居仍被押回瀛台与外世隔绝。
1900年光緒帝三十岁寿辰，他的三位亲弟弟载沣(时年十七岁)、载洵(时年十五岁、载涛时年十三岁)经神武门进宫祝寿。宫中寿辰喜庆气氛点滴全无，面毛表情的光绪帝接受他们的三跪九叩礼后欲哭无声，伏案落泪，双眼久久地望着三兄弟。载沣代表两位弟弟断断续续说了两句安慰的话语：“……请皇上保重龙体……来日方长……"
自此、三兄弟产生了杀袁世凯以报其出卖皇兄，致使维新变法失败之仇的念头。
西太后如何对待这三兄弟的呢？
载沣本已由其母刘佳氏包办了婚事，已经定亲，尚未行礼。西太后却横插一杠、将自己的心腹宠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幼兰)“指婚”给载沣。明眼人看得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刘佳氏得罪不起西太后，又深感对不起已经定婚的女家，只得一面违心地退婚，一面向西太后“谢恩”
载洵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6月奉旨过继给端敏郡王奕誌(嘉庆帝皇四子和硕瑞怀亲王绵忻之后)为后，降袭贝勒。刘佳氏忍受失子之痛向西太后“谢恩”。
载涛三岁丧父，醇亲王临终前让刘佳氏抱来心爱的幼子，指着站在一旁跟随自己多年文武全能的忠厚管家祥恒，祥恒急忙抱过小七爷，这一“抱”确立了祥恒要替老七爷终生照顾小七爷的“托孤”使命。以后的几十年里，祥恒始终不离载涛左右，并且不负老七爷之托，在学习练武方面给小七爷打下良好基础。
在醇王府内，载涛过了六年多的快乐日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4月突然接到懿旨，将载涛过继给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嘉庆帝皇五子和硕惠端亲王绵愉之后)为后。奕谟老夫妇老来得子，虽然是过继儿子、那也是喜从天降，对载涛疼爱有加--知其练武术，便买来十八般兵器;见其喜骑射，就特地找来矮种名马任其驰骋。此时载涛虽然已是十岁少年，每当进餐时必令其坐于贝子夫妇中间，老俩口轮番为其布菜、剔骨，甚至戴着老花镜择鱼刺……
一晃五年过去，贝子夫妇与继子之间的情感日益加深。当时，皇族中对西太后辛酉政变以后的种种作为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存在。除惇亲王奕誴时有发发牢骚之语，甚或在西太后附近作些违规的反常举动外，多数人只敢怒不敢言或学醇亲王明哲保身之道。西太后早知奕谟对自己心怀不满，本想趁他无后送一个继子来安抚拉拢，谁知奕谟只喜接继子谢恩，并未改变政治态度。看到这位不识抬举不识时务的老贝子，一门心思只顾疼爱继子尽享天伦之乐，气愤已极的西太后找到了奕漠的“软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贝子府突然接到西太后懿旨，命载涛离开已经形影不离五年的继父奕谟，转而过继给多罗钟瑞郡王奕洽(道光帝皇八子，奕譞同母弟)为后，降袭贝勒。这一晴天霹雳使得跪接懿旨的奕谟很长时间站不起来，最后由已不再是继子的涛贝勒搀扶着立起，爷俩抱头痛哭不止。老年失子之痛让贝子老俩口抑郁致疾，未几双双饮恨离世。何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太后作了详注。
虽然载涛率旨过继给奕洽为后，但实际上奕洽早在同治七年(1868)已经故去。15岁的涛贝勒在钟郡王府开始了独立生活。多亏身边有位忠诚的老管家祥恒不辱先王“托孤”使命，在接人待物诸多方面不断指点帮助少年贝勒，使其逐步成长起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玩弄惯了傀儡的西太后，在74岁病危之际突然下诏宣“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此时载沣已经承袭醇亲王，三岁的溥仪是刘佳氏亲手抚育最疼爱的王府长孙。听到长孙要被立即接入宫中时，她登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从此，病情时好时坏。刘佳氏为人随和，善良可亲，非常疼爱子女。她数次受到西太后的突然袭击，无端地失去二子一孙，使得她在心理与精神方面经常处于不正常状态，促使她过早地去世，享年只有59岁。
两度过继，分府单过的涛贝勒过早地尝到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刘佳氏在世时，他经常到醇王府探望问安，知道母亲最钟爱自己，也想多为她尽孝道。当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更是让母亲享受被儿孙围绕膝下的天伦之乐。这正是王府中久违的抑或说是缺失的那种人之常情吧。
想想自己十余年的人生经历，涛贝勒特别同情母亲一生的坎坷命运。母亲去世后，载涛无时不在思念着她。直到晚年，经常在睡觉中哭出声来，问其故，答说“梦见娘了”
同年，西太后自感病重不起，赶忙安排后事。先授载沣为摄政王，又令其为监国辅佐幼帝溥仪，同时指示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又必须面请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太后。尽管如此，载沣总算掌握了朝廷大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除掉袁世凯，重整朝纲，实现皇兄维新图强的理想。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道理不错，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也验证了这一俗谚。然而世界在巨变，时代在前进。清朝祖先的这一历史经验在20世纪行不通了，老摄政王多尔衮的幸运不会降临到末代摄政王身上。虽然如此，载沣然做出几项重大决定并付诸实施。他效仿德国皇室子弟参军并掌握军权的做法，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购买军舰，训练海军;命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并被派往法国留学，在索米骑兵学校专习战术战法、驯养军马和改良马种等知识，后又被任命为军咨大臣。
涛贝勒负责组建的禁卫军是一支装备精良、由摄政王亲自统率的军队。所以，有关军中之事摄政王一定会事必躬亲，亲自下到八旗营房挑选士兵。为了一试体力，有时还与应试官兵摔上一跤。挑选骑兵时专门录用马背上长大的蒙族战士;其他如军服设计、练兵计划、颁勋制度等都亲自督导过问。新军建成，载沣在黄寺检阅并授旗。此时距武昌起义已不足一个月了。辛亥革命后，该军归属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成为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清朝灭亡后，载涛赋闲在家，以"平淡天真"为座右铭，多次婉拒当权者请其“出山”之邀。
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知其所好，便以赛马交友进而提出利用涛贝勒的声望，特别是关外满族人对老汗王(努尔哈赤)后代的崇敬心理，请他协助奉系主持东北政局。
约在1944年前后，一队日本兵突然来到贝勒府，载涛把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让进大书房。没过多久，这群日本人悻悻离去。事后涛贝勒告诉家人，关东军伪满洲国要他去东北当什么“满蒙骑兵总司令”，以助溥仪侄一臂之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大汉奸王揖唐来贝勒府。因他与载涛是旧交，言辞之间没什么客套。王请涛贝勒出任北平市长，结果这位旧交还是碰了个“软钉子”。
但是涛贝勒对“名利”并不一概排斥。如他曾接受了中华民国总统授予的“巩威将军"荣誉称号，虽是虚职，每月也发六百元津贴。对此，他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理应接受政府的授予。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不是还接受了大明王朝赐予的“龙虎将军”封号吗？他曾嘱托后人，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政权更迭改变不了中华民族的属性，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别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别当汉奸。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胡同某宅院内以宴请的方式把华北地区大汉奸们“请”来赴宴，宴后立即收监，汉奸们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未几，载涛忽然收到请柬，由抗日将领孙连仲作陪、蒋介石单独在萃华楼设宴款待慰问这位伪满洲国皇帝的叔叔，称赞他的民族气节，不与敌为友，独善其身。
先父六十余年生活，经历了数次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他审时度势，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自己的人生定位，心态始终处在“平淡”之中，没被时代列车甩下来，令后人敬重不已。
1948年冬季，平津战役展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傅作义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逼得龟缩在北平城内，大街小巷所有民居院落全被傅部征用，涛贝勒府内进驻了一个连的国民党军。为了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不断地向傅作义施压，解放军不仅完成了对城市的包围，还经常切断石景山发电厂输往城里的电源。夜晚的北平漆黑一片。
先父平生最喜交友，政界、军界、文艺、商业中不乏莫逆之交。一天夜晚，驻府的王姓连长应其相邀，小茶几上放着一瓶衡水老白干，一盘花生米，二人在昏暗的烛光下对酌。
王说:“七爷，您是军界前辈，又是我们总司令的老朋友。实不相瞒，我看这仗是打到头了，不是死就是当俘虏。
面对这位灰心丧气的连长，先父说:“我看未必，你们的傅总司令是个聪明人，不会把自己的部队往死胡同里带……"
连长忙打断先父的话，继续喝他的闷酒。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与傅作义部队接换城防时，在贝勒府内发生了同样的接换，王连长的队伍出城接受改编。几乎是前后脚，进驻了一班解放军。先父第一次见到新型的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态度和蔼，搞卫生、不扰民，与房东拉家常……清末统率过禁卫军的先父对这支部队产生了好感。
某日上午，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兴冲冲地直奔先父房间问:“载涛先生在吗？"
先父莫名其妙地打量着她。交谈中才得知，原来她是跟随小七爷几十年的管事白德福的孙女，叫白玉珍。随大部队进城后就想探望爷爷的老东家，因为爷爷曾告诉她，“这小七爷虽是王爷，可没有王爷的架子”。她向先父嘘寒问暖，并叮嘱爷爷的老东家要尽快适应解放后的新生活，说完后便匆匆离去。
不久，人民政权建立后，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门拜访。他告诉先父:“你虽然是皇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在群众中有威望，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作。
从此，在协助民警查户口，与邻居搞卫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动中都会出现先父的身影。其中令先父津津乐道的一件小事是，人们不再称呼他为“七爷”、“贝勒爷”，而改称“老载”。他觉得很新鲜，好像这个新称谓缩短了自己和人们的距离。
1950年春，先父挚友、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来访，二人深谈良久。后来得知，他已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先父情况，鼓励先父要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不久，先父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首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
同年夏天，先父提出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就经毛主席、朱总司令批准，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先父捧着毛主席签署的委任状高兴地说:“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廷上的弼马温。这回毛主席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1950年冬，中央军委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让先父和他的战友们选购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先父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紧接着，先父又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视察调研并开展改良马种的工作。
年过六旬的“载顾问”奔波在甘肃、宁夏、青海，不畏严寒风沙，不辞辛苦劳累，甚至身上长了虱子，棉被缝里残留着耗子屎，仍然干劲十足地工作着。马政局干部郑新潮(笔者注:郑新潮，黄埔军校七期学员。1937年赴延安，抗战后创办我军第一个军马场，后调往河北省邢台市工作)曾问他:“过去您老没吃过这苦吧，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都不比年轻战士差。”
他爽朗地笑笑拍拍腰间的手枪说:“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当年土肥原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我这劲头就是这么来的。
先父西北之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塔尔寺会见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因为在历史上，清朝三百余年统治者的民族融合政策，使历代达赖和班禅与清政府的关系很融洽。此次皇族后裔以人民解放军干部身份来青海工作，十世班禅很感兴趣，特约相见畅谈并互赠哈达。二是在宁夏工作期间见到了久别的女儿、女婿和一群可爱的小外孙，尽享天伦之乐。他的女婿达理札雅，蒙族，是阿拉善旗亲王。在解放战争中，他深明大义，率领全旗和平起义，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女儿金允诚(满名爱新觉罗·韫慧)承袭满蒙通婚传统，在草原上数十年夫妻相敬如宾，并在文教卫生妇幼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后任宁夏妇联副主任。先父看到亲人的巨变，深感欣慰。
1954年，先父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彭真市长、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刘仁知道先父是“老北京”，在不经意间问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听个人，不知道认不认识。
“他叫什么？”
“金溥安。”
这一问一答道出了一个秘密。刘仁告诉先父，这个金溥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保护皇室墓地。他的部队虽无重武器，可也是一支武装力量。经过我地下党工作，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
先父听后既惊喜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市委书记:“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脑溢血病故。”令先父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谢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阵营，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三个女儿先后穿上了军装，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金霭月，毕业于长春白求恩医学院，是一位出色的部队军医：金霭珧，参加湘西剿匪战斗，后入朝作战：金霭秀，一位多才多艺的姑娘，成长为广州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员，常年为部队服务。直到晚年，先父总以这三个孙女为傲，对别人津津乐道。
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昔日郡王衔多罗贝勒(笔者注：贝勒全称为“多罗贝勒”。清代宗室封爵有十二等，前三等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和多罗贝勒。加“郡王衔”表地位高出一般“多罗贝勒”)与全国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是。会场内外，大家特别关注先父和另两位代表。一位是先父的女婿、蒙族代表达理札雅，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杨复兴)。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两代女婿一起与会，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吗。达理札雅的女婿杨复兴，共产党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积极参加剿匪平叛战斗。他本出生于世袭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进步，主动废除沿袭三个朝代、历时五百三十多年的土司制度，为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这两位女婿进京赴会时，先父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高档饭店，非要和自己挤住在家里。那低矮的平房，简陋的设施实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这两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先父更是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嘛!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地接近人民。’
1955年，一届全国人代会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周总理把先父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聊了起来。事后，先父告诉我，在谈话中毛主席特别肯定了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指出他们在反对侵略、反对分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民族大团结方面对祖国做出的贡献。平时先父饮酒由我控制，每次只给他斟两小盅。为了身体健康，先父乐于接受这种限制。可是那一天，他发下了“命令”：
“今天我可要喝酒三杯!”
在新时代，松赞干布、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后人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谋建设新中国的宏图伟业，特别是亲耳聆听到毛主席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先父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一段时间，每遇到亲友故交，先父就把“人代会”上的见闻如数家珍般地说个不停。
不久，先父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并被推举为政协民族组副组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听报告、讨论发言、下基层搞调研，什么活动都少不了他。无奈岁月不饶人，人们发现己近七旬的先父总爱把手掌拢在耳廓外，听力减退了。一次，政协领导在民族组会议后把他请到休息室送给他一付耳聋助听器。从此，先父的学习热情和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他说:“领导这么关心我、体贴我，何以为报呀？”
1956年春节，按往年惯例，我陪同先父到李济深家拜年。老友相见格外亲切，交谈中，李伯伯提出了一个令先父深思的问题:“你原本是晚清重臣，皇室成员，现在是人民代表，为新中国服务。你愿意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先父听后点头表示应允。
不久，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作为介绍人，引领先父正式参加了“民革"组织。曾经的清王朝代表人物加入了推翻末代王朝的革命组织，对于先父来说这就是革命。
1957年，先父又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满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欢迎，尤其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载老”时，感慨万千。“七爷”、“贝勒爷”、“老载”、“载老”，这四个称谓，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更令先父感到，只有在新中国人民的关系才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新时代，看到了中国的新生、民族的新生、家庭的新生和自己的新生。他有幸经常聆听周总理教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听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近年来，各种媒体有关先父生平事迹的报道已有不少，重复大家知晓的内容浪费时间没有必要。本文根据随父三十年记忆之所及忠实笔录，没有夸张，没有渲染，更无“戏说”。为慎重对待先父个人历史，成文前后及动笔中先父的同事、家人助我回忆，提供资料信息。他们是原马政局创始人之郑新潮(已故)，载涛心爱的三个孙女金霭月、金霭珧、金霭秀，达理札雅的女儿达锐、女婿王年，班麻旺秀(杨复兴)之子杨达。
谨以此文寄托儿孙辈对载涛的怀念感思之情。
（原载于北京西城往事）
编辑整理：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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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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